学界对于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历程的梳理，主要以各级主管部门召开的重大会议或发布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意见为依据。有研究者指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外合作办学经历了探索与缓慢发展期（1978年-1992年）、政府鼓励与规模扩张期（1993年-2002年）、制度完善与规范调整期（2003年-2009年）和质量提升与特色发展期（2010年至今）四个重要阶段。[3]也有研究者认为，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与实施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大致经历了调整探索发展（2010年-2013年）、注重内涵发展（2014年-2016年），以及深化提升发展（2017年至今）三个时期。[4]实践管理者往往更关注相关政策意见作用于办学主体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性影响。一些深耕该领域的管理者认为，中外合作办学主要经历了缓慢摸索（上世纪90年代“摸石头过河”）、立法规范（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谨慎相持（政策时紧时松）、规模发展（2000年后，包括教育部批准的9所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建立），以及内外双循环发展（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等几个重要阶段，每一阶段都为后一阶段发展奠定了基础。

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主要包括独立法人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三种类型，后两者占绝大比例。截至2021年10月底，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2447个（包括1295个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覆盖（除哲学、军事学和交叉学科以外的）11个学科门类200多个专业；合作对象涉及39个国家和地区800多所境外高校和700多所中方高校。[5]研究学者和管理实践者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关注点虽有差异，但普遍认同此类机构和项目的出现与发展源自“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目标驱动，可以说这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初心”所在。

过去数十年间，中外合作办学通过引进境外合作高校的优质国际化课程、教材，学习借鉴国外先进人才培养理念，引进海外优秀教师等方式，极大提升了本土学生的国际视野、外语能力和跨文化适应力，也为更多学生提供了跨境交流学习和实习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中外合作办学对于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价值日益凸显。

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超过90%的原“211工程”大学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之外的所有原“985工程”大学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首批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20所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6]中外合作办学通常由国内高校中具有一定竞争优势或特色的学科触发，通过吸引相关学科领域国外优质资源，首先促成基于中外双方利益共享的人才培养和课程、专业建设，继而推进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及科研合作平台建设。随着交流合作的深入与涉及问题的增加，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在学习借鉴国外合作方的过程中摸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管理机制，并辐射和影响其母体高校的管理制度改革。办学声誉与成效的提升为中方母体高校加速全球合作网络布局、扩大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往往成为母体高校延揽海外高层次人才、吸纳国际优秀生源的重要载体。整体而言，当前国内办学成效比较突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大都呈现出积极的溢出效益。以“初心”为指引，这些机构从“依附借鉴”到“自我成长”，实现了对自身办学能力的塑造，并以此对母体高校的整体规划、发展定位、内涵建设等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前，世界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续影响放大并加剧了国际关系中的既有矛盾，给国际环境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客观上也加速了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新发展阶段的步伐。在人员、科技和资源跨境流动遭受“硬阻断”的挑战下，高校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主战场，承载的开放和创新职能进一步增加。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并且是高度依赖跨境交流合作的办学主体，中外合作办学亦面临挑战。根据中外合作办学监控工作信息平台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大量“转关停”现象。这种快速无序的兴废更替实际上反映了办学主体对于办学目标、管理规范以及质量观的理解局限或偏差。一些办学机构和相关部门对于为什么办、怎么办等问题仍缺乏清晰认知。他们以简单机械地满足“四个1/3”指标要求为限，但对于这些标准或合作方提出要求的合理性与适用性缺乏深层次思考，对于如何提升自身办学质量更缺少洞见与规划。一些办学机构的资深管理者认为，疫情犹如按下一个“暂停键”，加速了不同办学机构之间的两极分化，迫使更多机构去思考，前面的路该怎么走。

面对新形势，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引了重要方向。2020年6月印发实施的《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在“提质增效”的基础上强调了“加快和扩大”“稳步和有序”的新要求。[7]“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8]这些理念、政策与意见都为中外合作办学进入宽领域、多层次和质量优先的新发展阶段提供了政策保障、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除了积极有利的国内市场与政策环境支持，事实上，中外合作办学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例如，与疫情出现之前相比，中外合作办学的潜在生源市场扩大，有望招收到更多准备出国但难以成行的本土优质生源，并增加对海外优质留学生的吸引力。疫情期间的人才流动空窗期为中外合作办学加大海外引智的力度与质量提供了重要时机。疫情客观上加速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领域的融合，可为中外合作办学不断开发和升级在线教育新模式提供关键助力。后疫情时代混合教学与管理模式转变对于此类机构也是重要信号。如何利用此契机加强对于风险危机情况的预警和应对，同样值得思考。新形势促使高校全球合作布局调整，加固和拓展优质海外生源基地和重要合作领域，亦可成为中外合作办学未来布局中的一个战略重点。

中外合作办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此类机构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才能汲取不竭的发展动能，其办学初衷与演进历程表明此类机构可承担提升我国高等教育高水平办学的一份重任。扎根中国、融合创新、办出特色与水平，是中外合作办学在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命题，也是其承载的核心使命。

上海大学召开首届教育对外开放大会现场

从“守初心”到“承使命”，中外合作办学行稳致远。如何维持国际化与民族性之间的张力平衡、彰显中国特色且保持国际水准，是此类办学主体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上述问题与分析，我们提出如下思考：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与学科布局。中外合作办学应成为一项更具特征化、使命感和时代性的“系统性工程”。早期中外合作办学主要由高校自发或偶然触发，一些机构和项目的建立往往得益于个人或特定契机，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也不一定完全契合高校整体规划。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传统办学模式难以为继。中外合作办学主体应更加重视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和学科布局，回归办学初心和使命，将自身置于国家、区域以及高等教育发展事业的蓝图中，思考如何最大程度地体现自身价值，并实现高质量发展。例如，上海当前首要面向国家发展需求和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等战略任务，优先支持与世界排名前100位的一流大学在微电子、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推进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性合作，这为沪上相关高校和办学主体提供了重要发展方向。

第二，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中外合作办学应进一步加强与体制内办学的融入，通过助推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来完善自身建设。经过多年摸索和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积累了独特的经验与模式。尤其对于非法人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言，如何让这些经验与模式在母体高校中得到更好展现、发挥更大作用，关系其未来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以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UTSEUS）为例。疫情期间，学院通过联聘教授方式引进境外合作方法国技术大学集团特级教授3人（其中2人已入选上海市高层次人才）作为学术带头人，搭建国际化研究团队，为学院培养行业精英保驾护航。其创新的联聘制度成为学校探索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为机构发展争取了更多资源。

第三，扩大国际教育供给能力。中外合作办学具有吸纳和转化国际资源的先天优势，应进一步增强在来华留学生教育、本土学生国际教育等方面的担当和作为。例如，上海大学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是全校吸纳留学生最多的机构。这些学生通过在校学习和生活，深入了解上海的历史和文化，成为展示城市品格最生动的名片。这些学院也因此成为更多留学生聚集的平台。上海理工大学在疫情期间通过教育部批准扩增办学规模，并与沪上中学签订协议，成立了该校2020年首家挂牌的优质生源基地，在面向国内扩大教育供给的同时也为机构发展提供了生源保障。

第四，持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中外合作办学应建立内生性质量观，激发以机构自身发展而非外界压力驱动的持续改进文化与行动，这将决定此类办学主体在追求目标过程中可能企及的高度。从接受评估到参与国际认证，是中外合作办学主动找差距、补短板，持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的一项积极举措。以商科认证为例，上海交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西交利物浦大学（XJTLU）以及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SILC）是目前率先通过AACSB商科认证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AACSB认证商学院”的资质为这些机构跻身国际一流商学院行列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五，打造办学主体核心竞争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发展的自觉性”，[9]并创造难以取代的价值。这意味着管理者要有恰当的战略观和危机意识，主动整合所能获得的各种力量，持续且开拓性地推进机构发展。通过引进和吸收促进中外资源的“融合”，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办学主体还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做到与境外合作方“和而不同”，在培养“内懂中国、外懂世界”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输出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等方面发挥更大价值。在与国内同行竞争中也要进一步结合区域、市场和文化因素，办出特色和水平。

除此之外，不同类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主体，应基于自身现状制定个性化发展策略。例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可凭借在办学自主权和资源获取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引领作用；非独立法人设置的二级学院要继续做精做强，成为中方母体高校中最具发展潜能的基层组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必须及时调整转型，契合市场与教育发展需求，不断提升竞争力。另外，与新建或成立时间不长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相比，资深机构和项目已到了向外赋能的新阶段。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当此类机构的办学能力开始全面超越其境外合作方时，经年培养形成的中外合作关系和模式又将朝着怎样的方向、以何种方式推进，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作者系上海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学博士。本文系中国高教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2020年度重大项目[ZWHZBX202001]阶段性成果）